在化工生产中，有不少是易燃易爆或有腐蚀性的原料，除了给工人讲解各种预防安全知识外，日常管理很重要，但有次还是发生了事故，吊装溴素（具有刺激性、腐蚀性）的升降机钢索断开，一罐溴素（约10公斤）从升降机上跌下破碎，顿时一股小蘑菇云的棕色气体腾空而起，工人们都慌乱跑开，只有我冲上去，迅速用纯硷粉（碳酸钠）撒向流出的溴素，很快控制住现场，减少了损失与化学污染，但事后发现我的手表表面都腐蚀了，而自己的喉咙黏膜受损，从此落下了终生不愈的咳嗽毛病，且越来越严重，一年到头咳嗽不已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从学生造反，全国大串联，各派相争最后发展到真枪实弹的大规模武斗（一次我在化验室里，一颗流弹打穿窗玻璃，留下一个放射性弹孔，离我不到1米），哪里还有文化的味道！对这些，我都置身事外，除了上班，自己还要自学普通化学、有机化学、高等数学及英语。到现在，专业知识，大多忘了，但英语一直坚持下来，使我受益匪浅。可能有人奇怪，我就是一个普通高中文化，怎么有能力开发那么多产品，一是我中学物理化学均学得比较扎实；二是这些化工产品均是有企业生产过的，在这些企业可以查到相关的一些技术资料，那时是公有经济体制，只要有封介绍信，都可以无偿查到。像西南合成药厂、成都化学试剂厂、石家庄化工四厂，都是我去学习过的地方。问题是怎样用土办法把产品做出来，后来采用化工单元设备，像反应罐、冷凝器、过滤机这些基本化工设备，通过各种组合形成生产不同产品。当然要先在实验室用玻璃烧瓶等仪器做小样，再进一步放大投产。这个过程非常有趣，自己感到其乐无穷，全然忘记自己所处的地位、环境、报酬等。
1976年，“四人帮”被抓，“文化大革命”这个浩劫才算结束，政府也恢复了相关职能，成立了工业局，我们企业变成了区属企业，因给制药工业搞配套生产，我给企业取的名字叫“成都制药化学厂”。企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，我本人更因工作表现出色，马上被发展入党，并担任厂长。
1980年，是我人生中面临重大决策的一年，当时因“文革”中人才断层，1978年高考恢复的大学生又未毕业，当年西城区政府换届，要从企业中选一批干部，组织部门选中了我做提拔对象。区委书记宋立科（是个老干部，原彭德怀的警卫员，现还健在）找我谈话，准备提我做西城区的区长。组织原则不能违背，很快区人大代表召开，选票上都印好了我的名字，只要大会一通过，我便要马上上任。但我个人考虑再三，对政务工作实在毫无兴趣，“文革”中的政治学习、开会把我搞怕了，想到今后的工作便是开会、传达或学习文件、布置各种行政工作，实在不适合我好动的性格。我找到领导，反复说明自己并不适合干这领导工作。后领导见我本人意见如此，只好放弃。许多人都奇怪，当时我只不过是一个集体企业的厂长，组织上要提拔还不干，而且是区长这个位子，那时成都市区仅分为东西城区，当区长差不多是半个市长了。联想到现在不少人跑官买官，天天盼望提升，真是不可理解。我不干后，改选的蔡区长、钟副区长都是从区属企业中提的，但后来还是要我当区委委员，每次开会或学习，我都昏昏入睡，度日如年，有时还缺席，受到当时王懋书记的批评：“怎么开会你不来呢？没有组织性！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