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们还溅了我们两身泥哩你咋不说？”一旁的李霞以理据争，“两身脏衣裳我还没洗哩要不我回家拿来让我们所长看看？”
“那是路的问题。”一个当事人狡辩。
“路的问题那为啥其他车都好好的就你的车不同？我看就是你的素质问题。”李霞说。
“要不是看在同胞的份上，玉柱同志早就干死你了。”一旁的郭密插话，“接下来我要好好管管你们这些香港佬了，开车跟开飞机一样，好像谁他妈不知道你们有个车似的——在香港你们也这么嚣张么！”
阮如璋跟郭密说你少说两句罢——玉柱同志，你说两句。
“我当时发火了，出手重了点。”安玉柱说。
阮如璋跟香港人说玉柱同志出手重了点——怎么样，你们二位要不去医院做个检查，费用我们所里承担。
“这就完了？连个道歉都没有，就完了？”香港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阮如璋说要就事论事嘛，安玉柱同志是冲动了，你们就没错么，有因有果嘛。
香港人七嘴八舌，说这不行，我们来你们大陆投资，来帮你们大陆发展，你们不能这样轻怠我们，你阮所长这是包庇，是……
“咣”地一声巨响，阮如璋一拳头擂在办公桌上，打断了香港人的七嘴八舌。
多年以后，据安玉柱和龙珊珊回忆，他们追随阮如璋半辈子，那是第一次、也是唯一的一次看见阮如璋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可以说是暴怒。两人清楚记得，当时阮如璋一拳头擂在桌子上，把桌子上的文件夹都震得掉在了地上。
阮如璋擂完桌子后阴着脸死死盯着眼前的几十个香港老板，足足有五分钟没有说话，整个派出所里安静的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把人吓一跳。一个在伏龙滩开厂的跟阮如璋关系不错的香港老板最后打破僵局，说阮所长，都是同胞，他们不会说话，你给我个面子，别往心里去，消消气。
“岂——有——此——理！”阮如璋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，站起来拂袖而去。
事情到这里本来就该完了，可两个挨揍的当事人不干，在伏龙滩派出所讨不到说法，当晚又跑去市局讨说法了。市局当天晚上的值班领导是政治部主任谢运来，谢运来知道，这个事要是捅到邹南粤那里去了，肯定没阮如璋的好，所以把问题压了下来，又交回给了伏龙滩派出所，让阮如璋务必处理好。阮如璋也知道，意气用事没用，肯定要拿出个姿态，不然香港人会没完没了地纠缠下去。于是阮如璋把安玉柱叫到跟前，说两个方案，要么，你放下身段去跟香港人赔个不是；要么，你受点委屈，我拘你七天——他们要是还敢闹，我叫他后悔从娘胎里出来。
安玉柱说要不就拘我七天罢，我宁愿档案上留个污点也不道这个歉——丢不起这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