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乡的水带给了沈从文博爱、智慧和灵感，也给沈从文的创作带来地域色彩。正是通过这条沅水，沈从文把自己的创作与屈原所代表的楚文化联系在一起。两千年前，屈原曾在这条河边写下神奇瑰丽的《九歌》，沅水流域也是楚文化保留得最多的一个地区。沈从文的《湘行散记》，同样生动再现了楚地的民俗、民风，写出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乡土风貌。湘西作为苗族和土家族世代聚居的地区，是一块尚未被外来文化彻底同化的土地，衡量这片土地上生民的生存方式，也自有另一套价值规范和准则。沈从文的《湘行散记》的独特处正在于力图以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去呈现那个世界，在外人眼里，就不免是新鲜而陌生的，而在沈从文的笔下，却保留了它的自在性和自足性。沈从文以带有几分固执的“乡下人”的姿态执迷地创造乡土景观，就像美国学者金介甫所说：“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局面，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，恐惧和希望，总算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保存了下来。别的地区却很少有这种福气。”因此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构成了乡土地域文化的一个范本，“帮助我们懂得，地区特征是中国历史中的一股社会力量”。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文学一体化进程的时候，沈从文正是以乡下人的固执的目光，在《湘行散记》这一类关于湘西的书写中，为我们保留了本土文化的最后的背影。
如果说此前沈从文对湘西的书写，靠的是他对故乡的记忆和印象，那么这次回乡之旅，既是对故乡充满感情的忆恋之旅，同时也是清明而理性的现实之旅。《湘行散记》中的贯穿话题之一是“常”与“变”。沈从文在对湘西的“常”的观照中，也发现了“变”的一面。一方面，湘西世界的田园诗情、淳朴民风、自然人性依旧存在于湘西的自然与人事之中，似乎与历史的进程毫无关联，这即是沈从文从故乡感受到的“常态”的一面；另一方面，却是现代文明冲击下人的堕落，传统道德的丧失。诚如沈从文在《辰河小船上的水手》一篇中所说：
这个民族，在这一堆日子里，为内战，毒物，饥馑，水灾，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，一切人生活习惯，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纯朴型范。
《湘行散记》中的《桃源与沅州》、《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》等篇也同样隐含着对纯朴的文明日渐“堕落”的隐忧。《箱子岩》、《虎雏再遇记》等篇传达的则是对故乡人原始生命力终将失落的预感。而当沈从文真正深入到湘西生活的内部，直面故乡人生存处境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了湘西更本真的一面，看到生存世界的悲哀与残酷，由此便“触摸到沈从文内心的沉忧隐痛，”以及“那处于现代文明包围中的少数民族的孤独感。”（朱光潜语）
